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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交通肇事案應註意的五個問題
                2020-07-30 09:01:00  來源:清風苑

                  文/王聚濤

                  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人民神采争霸app院

                  交通肇事罪是一種多發性和常見性犯罪,有以下五個方面的問題關系到正確定罪和處罰,有必要加以厘清和探討。

                  問題一:交通肇事罪與過失致人死亡罪之間的關系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下簡稱《解釋》)第八條的規定,在實行公共交通管理的範圍內發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和本解釋的有關規定辦理,即以交通肇事罪定罪。然而,在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情形下,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也符合過失致人死亡罪的犯罪構成。在這種情況下,為何以交通肇事罪而不是過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這涉及到交通肇事罪與過失致人死亡罪之間的關系。

                  首先,交通肇事罪與過失致人死亡罪之間不是想象競合犯關系,不適用擇一重罪處斷規則。從構成要件上看,交通肇事罪與過失致人死亡罪的犯罪構成本身就存在競合關系,這種競合關系是靜態的,天然的,不因不同的行為而發生改變。因此兩罪之間不是想象競合犯的關系。

                  其次,交通肇事罪與過失致人死亡罪之間不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不適用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規則。特別法與一般法是法條競合的一種形式。當一個罪名的構成要素完全包含於另一犯罪的構成要素之中時,兩個罪名就因為外延之間存在包含與被包含關系而形成了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當發生特別法與一般法的法條競合時,根據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適用規則,司法者只能選擇特別法對行為人定罪處罰。觸犯交通肇事罪的行為不必然觸犯過失致人死亡罪,反之亦是如此,因此交通肇事罪與過失致人死亡罪之間的競合不屬於特別法與一般法的法條競合關系。

                  問題二:交通事故認定書不是認定責任大小的唯一依據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條,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根據交通事故現場勘驗、檢查、調查情況和有關的檢驗、鑒定結論,及時制作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處理交通事故的證據。交通事故認定書(下簡稱認定書)一般會作為司法人員認定交通事故責任大小的依據,也往往是判斷交通肇事行為人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的關鍵性證據。但認定書中認定的責任不能等同於交通肇事罪中的責任。換句話說,司法人員不能將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判斷行為人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唯一依據。

                  1.交通事故認定屬於行政確認行為,認定書應界定為公文書證。交警部門在處理交通事故時,是行使行政機關的職權,所作出的認定書是對交通事故因果關系及原因力的確定,是一種事實確認,而不是法律否定性後果評價。因交通事故不屬於司法鑒定業務,交警亦不是適格的鑒定主體,故認定書也不是刑事訴訟法中的鑒定意見。究其實質,認定書是作出交通事故認定這一行政確認行為所形成的重要法律文書,屬於公文書證的性質,如法院的判決書等。

                  2.對責任大小的認定應根據在案證據進行實質性判斷,而不能單憑認定書進行形式化審查。首先,認定書不具有“免檢”特權。應當明確,認定書僅僅是一種書證,且是眾多證據中的一種,其是否具有證明力應當根據刑訴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進行審查判斷。其次,不能將行政責任等同於刑事責任。行政責任(及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判斷基礎不同,所產生的後果也不同。行政責任是一種事實確認,但刑事責任卻是一種規範評價和價值判斷,有著更為嚴格的程序和標準。具體到交通肇事案,無論是“全部責任”“主要責任”還是“同等責任”,其實是歸因意義上的責任,而不是事實上的責任,事實上的責任僅僅是歸因意義上責任的判斷基礎。因此,在多數情況下,我們固然應當采納交通管理部門的責任認定,但這絕非意味著所有案件都應當如此,應當根據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進行實質的分析判斷。

                  由此,我們在審查交通肇事案時,務必改變對交警部門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過度依賴的做法,而是堅持全面審查、客觀判斷原則,綜合言辭證據和現場勘驗筆錄等證據進行實質化審查,從而準確認定犯罪嫌疑人的責任大小。

                  問題三:違章行為與傷亡後果之間應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是指實行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的引起和被引起的關系,其要解決的是將一定的危害結果歸責於行為人的實行行為,從而行為人要對該危害結果承擔刑法上的法律責任。由於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要以造成一定的危害結果為犯罪成立要件,因此認定肇事(違章)行為與傷亡後果之間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就至關重要。

                  1.有違章未必有責任。駕駛人員應當嚴格按照交通運輸管理法規謹慎駕駛,若其未盡到謹慎駕駛的義務而發生事故,就可能要為事故負責。之所以說“可能”,是因為在有的交通事故中,事故雙方都有違章行為,這就面臨著究竟是哪一方的責任大哪一方的責任小的問題。當然,如上所述,這裏的“責任”是指刑法上因果關系意義上的責任,屬於價值判斷的範疇。不能僅以駕駛人有違章行為就認為其一定要對傷亡結果負責。

                  2.違章是結果發生的條件,未必是原因。根據通行的相當因果關系說,認定因果關系應分兩步走:先進行條件性判斷,再進行相當性判斷。在很多情況下,駕駛人的違章行為是導致結果發生的直接原因,但在摻雜被害人行為等介入因素的案件中,駕駛人的違章行為充其量只是引起結果發生的一個條件,未必是最終的原因。根據相當因果關系說,條件不等於原因,只有那些根據社會經驗判斷通常會發生引發結果發生的條件才是原因。

                  在辦理交通肇事案中,一定要查明違章行為與傷亡等三種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這是關乎到罪與非罪的重大問題,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問題四:正確認識、把握和評價逃逸行為

                  交通肇事罪中有三個地方出現了“逃逸”,其中有兩處是作為法定刑升格條件出現的,分別是“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第三處是上述《解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的6種特定惡劣情節之一即“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情形。可見,“逃逸”對交通肇事罪而言有著特別的意義。

                  1.正確認識逃逸的含義。根據《解釋》第三條的規定,逃逸是指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因此,逃逸不僅是指逃離事故現場,其實質在於逃避法律追究,即逃避交警部門的處罰或者說不接受交警部門的處理。

                  2.認定逃逸應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既然逃逸是指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則顯然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行為人已經知道發生了交通事故;二是行為人逃跑是為了逃避法律追究。換言之,知道發生交通事故是逃逸的前提,而逃避法律追究是逃逸的目的。如果行為人不知道發生了交通事故,即使其在客觀上逃離了現場,未接受交警部門調查,也不能認定逃逸。當然,在行為人辯解不明知發生了交通事故時,可以采取刑事推定規則推定其應當明知。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二審判決即是如此。

                  3.存在交管法上的“逃逸”行為,未必要承擔刑法上的“全部責任”。《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九十二條規定:“發生交通事故後當事人逃逸的,逃逸的當事人承擔全部責任。”這裏的“全部責任”是行政責任,而非交通肇事罪中的“全部責任”。因此,即使行為人因為逃逸而被交警部門認定為負事故全部責任,也不能據此認定該行為人構成交通肇事罪,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還要完成刑法上因果關系的判斷,也即只有在因果意義上承擔“全部責任”(主要責任)才能對行為人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責任。

                  4.“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以交通肇事罪基本犯成立為前提。“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是指行為人在發生交通事故後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它是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升格條件(情節加重犯),不是基本犯犯罪成立條件。“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的作用,如果用公式表示的話,即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交通肇事罪+逃逸。也就是說,如果行為人構成交通肇事罪後發生逃逸的話,將對其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間量刑,這是該情節的價值所在。

                  5.“因逃逸致人死亡”要求逃逸與死亡之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且行為人對被害人死亡結果持過失心態。根據《解釋》第五條第一款規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後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具體言之:(1)“因逃逸致人死亡”不以交通肇事罪基本犯成立為前提。只要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後逃逸並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即可,而不要求在逃逸直至被害人死亡前,其行為已經構成交通肇事罪。(2)被害人死亡發生在逃逸後,而非逃逸前。因此對於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在行為人逃逸前的情況,就不能適用該條款。(3)逃逸與被害人死亡之間需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要認定是否屬於“因逃逸致人死亡”,就必須查明行為人逃逸是否是導致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時有效救治而死亡的原因。這裏暗含一個前提,即如果行為人不逃逸而對被害人進行積極救治,則被害人就不會死亡。但是如果即使救治,被害人還是會死亡,則逃逸與被害人死亡之間就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4)行為人對被害人死亡負有過失心態。這是由於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要求行為人對法定結果必須持過失心態而非故意心態。如果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對被害人死亡持故意的心態,且其逃逸行為可成立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

                  問題五:對“道路”的認定應堅持公共性原則,從功能性、通常性等角度進行判斷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雖在單位管轄範圍但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包括廣場、公共停車場等用於公眾通行的場所。因此在認定“道路”時應當判斷該道路是否具有公共屬性,即是否允許社會不特定車輛通行。對於允許社會車輛通行(是否收費在所不問)的小區內道路、校園道路、“鄉間小道”應具有公共屬性,因而認定為“道路”。

                  有這樣一起案例:被告人張某駕駛小型普通客車沿城市主路由北向南行駛至某村口左轉彎駛入胡某租住的房屋門前場地時,因疏於觀察路面狀況,將胡某正在場地上玩耍的兩歲女兒單某撞傷。後單某經搶救無效死亡。經法醫鑒定,單某系顱腦、脊髓損傷死亡。經交警部門認定,被告人張某承擔此次事故的全部責任。經調查,胡某租住的房屋門前場地雖與兩側馬路相連,但該場地系房東等村民自行澆築而成,平時雖允許車輛通行,但亦為住戶休息場所。

                  在該案辦理過程中,圍繞定性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事發地點允許社會車輛通行,屬於道路,張某構成交通肇事罪;一種意見認為,事發地點雖允許社會車輛通行,但也具有供人日常休息的功能,不屬道路,張某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事發地點系村民自發建成的通道,兼具供行人、車輛(主要是場地兩邊住戶的車輛)通行和休息的功能。因此,從功能性上看,事發所處的通道並不完全僅供車輛通行,且從通行性看,除了沿路住戶外,社會車輛很少選擇從此處通行。因此,該通道不應認定為道路交通安全法意義上的“道路”。最終,被告人張某因犯過失致人死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

                作者:  編輯: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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